同性恋是病闻发布了《败诉“同性恋是病”教材案原告提交上诉状：放弃意味着认同》一文引发公众关注，有关“同性恋是否属于性心理障碍”的争辩此起彼伏。

澎湃新闻注意到，2016年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同志中心协作发布了《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：基于性倾向、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的社会态度调查报告》。
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文霭洁（Agi Veres）在该报告前言写道，在亚太地区（包含中国在内），性少数人群往往是社会中最为边缘、最为弱势的群体之一。历史告诉我们，除非我们对少数族群加以认真清点，否则他们就根本“不作数”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，我们一向以终结不平等和对少数人群的排斥为使命。切莫忘记，可持续发展目标计划的根本原则和使命，就是“不让一人落伍”。

文霭洁总结认为，在中国，性少数人群依然生活在阴影当中，只有5% 的性少数人士公开了他们的性身份。绝大部分 LGBT（性少数群体）人士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受歧视，尤其是在家庭内部；来自家人的排拒和凌辱是最为根深蒂固、刻骨铭心的。不过，另一方面，该报告也展示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进展。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，性少数理应受到平等对待，充分享受各种社会服务。大多数受访者同样赞成制定和推行专门政策，尊重 LGBT 人群的地位，保护他们免受歧视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份报告描绘了一个正在转变中的国家。

可见，社会的包容度会对性少数人群的身份认知产生影响。性别与教育研究学者崔乐认为，恐同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会对师生带来多重负面影响。对于异性恋学生来说，恐同教材可能会误导他们对同性恋的认知，进而导致偏见、歧视甚至霸凌；而对于性少数学生来说，教材本身的权威性可能会阻碍他们接纳自己的身份，增加心理健康风险。

崔乐曾在中国、俄罗斯、新西兰等国家的高校任教，同时他也是一位同性恋者。目前他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攻读博士，并担任学校助教。

以下是崔乐的自述：

七年前，当我还在广东一所大学任教时，有次我在性别议题的教学中提到了同性恋。下课后，一个女生站在教室门口怯怯地问我：“老师，你看到同性恋不害怕吗？”

她并不知道她面对的是一个同性恋教师，那时的我还不敢出柜。